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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供给侧改革:夹缝中的制度重构(上)首页 > 其他 

  ■ 目录

  1、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危险折点

  1.1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1.2 中国经济传统动力下降的客观原因

  1.3 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表象

  2、需求端刺激的失败—凯恩斯小周期难解结构性大危机

  2.1 全球量宽刺激失效(货币泛滥遭遇流动陷阱:泡在水里的资产、信用、债务、产能)

  2.2 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凯恩斯依赖引发经济学危机: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周期性调整)

  2.3 后量宽时代的展望(全球复苏无望经济L大底:危机还在深化动荡依然持续)

  3、供给侧改革经验与教训—历史不会重复逻辑总是相似

  3.1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基本共识

  3.2 三十五年前,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

  3.3 困境再来:中国上一轮危机改革的回顾与借鉴

  3.4 毫厘之差谬千里:本轮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形势分析

  4、中国新供给实验—与危机赛跑的制度再造

  4.1 改革的清单:来自顶层设计的系统重构

  4.2 改革的成本:不矫枉难以及正,不猛药何以去疴

  4.3 改革的风险:可能影响改革推进的六大问题

  4.4 改革的辩证:容易导致改革跑偏的八组关系

  ■ 序言

  中国经济的增长迈入了泥潭,供给侧的改革登上了舞台。此次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不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

  从内部发展阶段来看,传统的四大增长动力逐渐消退:三十年改革所能提供的制度动力进入了深水区;成本优势被国内要素价格的快速升高而冲抵;全球化的红利随着危机后全球需求的萎靡也到了尽头;低成本学习模仿、技术进步的优势随着“低垂果实”的摘尽,后发劣势开始显现。

  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全球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结构性的调整阶段: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无非是用泡沫拯救了泡沫,以债务置换了债务。危机七年,真实的增长、产出率的提升却从未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货币的泛滥中再次陷入危机,从投资过热到通胀高企,从泡沫破裂到货币贬值,从商品大跌到产能过剩,从热钱流出到债台高筑。七年间,新兴经济体完成了一轮从膨胀到衰退的“剪羊毛”周期,全球商品的价格依然在历史底部,新兴国家的危机还在持续深化。

  “四万亿”刺激后的中国,过剩的产能远远还未出清,错配资源的“僵尸”企业依然还未倒下;而全社会的债务膨胀已经造成了流动性的陷阱,除了家庭部门以外,从地方政府到金融机构再到实体企业,三张资产负债表全部陷入了债里,泡在了水里;低效部门的杠杆依然在持续增加;地产的价格顶在了历史的高位;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泡沫依然没有解除;物价已经走到了通缩的边缘,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深跌了43个月,仍然没有看到真正的底部;**值得庆幸的是,收入还好,就业还好。

  中国的发展,进入了系统性的结构调整时间。这一次的困局,不仅仅是发轫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一次大历史的折点。

  以中国受危机冲击*严重的09年往前上溯:

  上溯十年,从99年开始,这是中国全面分享全球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体系的关键十年。到今天,全球红利的十年面临结束。

  上溯二十年,从89年至今,这是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以双轨制改革推动市场体系发育、形成市场分工效率,依靠统一市场机制获取规模红利的二十年。到今天,二十年市场化进程带来的发展动力基本释放完毕。

  上溯三十年,从79年开始,这是中国制度再造的里程碑、改革开放的起始点,解放了体制枷锁,激发了要素动力,唤醒了沉睡的效率。这三十年中国所有的发展要素被充分激活和调动,形成了持续投入的规模、不断加速的增长。到今天,三十年传统要素的供给与投入也已经达到了极限。

  上溯一甲子,从49年开始,这是新的中国统一和建制的时间。从那一刻起,中国结束了内战、分割、涣散的局面,重新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制度,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基本政治格局沿用至今。强大的集体组织和动员能力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投入能力。但与此相对,“无限责任政府”的政治倾向不但降低了国家的整体运行效率,同样也滞后了社会治理的自我发育,抬高了社会运行的整体成本。

  上溯九十年,从19年开始,中国人**次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民族自省,这是中华民族*激烈的现代性改造。民主和科学,成为这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之后的一场痛苦觉醒。时至今日,九十年过去,我们依然在完成民族性现代化改造的路上,对于科学进步的追求,对于民主共享的实现,也是当下突破发展困局*重要的动力之一。

  上溯三甲子,从1840年始,“中央大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大门,自此中国以一个悲剧的角色登上了国际舞台。回望数百年历史,我们错失了航海时代,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我们远离了国际舞台,我们延缓了市场经济,我们滞后了全球分工,至今我们还在追赶的路上——拓展海洋战略、中国制造2025、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市场配置、加快自主**,这些当下*热门的名词都是对过去三甲子落后时光的回望。

  当下,这是一个大历史的折点,这是在一场全球危机中的博弈。这是中国不可权宜的再一次制度重构。

  供给侧改革,站在历史折点,与危机赛跑的制度**序幕!

  ■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危险折点

  中国经济大周期折点——传统动力衰竭,中等收入陷阱

  回溯改革三十年,四大动力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1)改革红利形成的制度激励,(2)要素红利形成的成本优势,(3)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4)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但是,任何动力都无法避免边际减弱甚至消失的周期约束;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经济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同样,中国渐进式二元制改革所提供的效率动力也逐步衰弱,在经济分工和发展模式上也难以持续。(1)国内的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巴萨效应逐步显现;(2)后发优势急剧减弱,学习与模仿的红利日益缩小;(3)08年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收敛,出口动力进一步塌缩;(4)而周期性的过量刺激对策造成货币超发、杠杆过度、产能过剩、金融泡沫高企。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动力都在衰竭,中国经济越来越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目前,除了要尽快解决(1)出清产能与“僵尸”、(2)消减杠杆与债务、(3)降低系统成本、(4)提高产出效率,构建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议题。只有再一次的制度重构和路径再造,才能打破过去三十年发展周期的路径依赖和转型困局。

  1.1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1.1.1 制度改革红利

  计划向市场的切换,发挥市场在动员社会资源中的交易成本优势,激发了主体动力,提升了全社会的效率,*终产生了系统性的制度红利。

  北京—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在建国三十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中国走上了梯次推进、增量转轨直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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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三十年历程的,是资源配置由国家集中组织在边际上不断向各类微观、中观主体渐进式让渡。放权让利,在大幅激发生产性努力的过程中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降低了社会整体交易成本;梯次推进,逐步增加市场交易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利用时空转换实现了经济制度的平稳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与之配套的法律规章、交易网络、信用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的构建与不断完善,为全民参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体系,系统性的制度红利就此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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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要素成本优势

  供给充裕且成本极低的劳动力、倾向性的土地使用,由此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资本,加上较为丰富的资源存量和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

  人口的总量庞大与结构年轻优势、以农业为主的就业结构(1978年70.5%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加上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中国在改革前半程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十分低廉。1978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仅343.4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据日本企业家石井次郎统计,1988年华南地区农民工工资仅为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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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中,低廉的工业用地价格成为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尤其是改革初期,甚至是零地价和负地价。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调查结果显示,2005 年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平均为492元/平米,同期商业用地平均2062元/平米,前者仅为后者的1/4。

  充裕的劳动力供应、超低的用地价格,对资本形成很强的吸引力,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纷纷出现。同时,在从非货币经济(计划经济)向货币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和资本之间存在“导管效应”,即通过货币积累(高储蓄)完成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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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和地价低廉优势的加工贸易、以国内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一般贸易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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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全球化开放红利

  加入WTO、迅速扩大市场边界,将国内的低成本要素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将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引爆了全球化的红利。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生效,中国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启动于1978年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还在持续提升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出口快速增长,大进大出,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多种产品的市占率显著提升,经济总量攀升至全球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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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后发学习模仿优势

  基于低成本的模仿与学习的后发优势,快速推动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支撑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市场换技术和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约束,降低了基础研究和技术试错成本,激发微观主体内生的“干中学”能量,充分发挥了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学习优势和技术溢出效应。

  在对外招商引资过程中,通过让渡国内市场换取国外**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节约了基础理论研究的物质和时间成本,以及知识和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试错成本,能够通过模仿和学习较快的进行模仿式“山寨”作业,并在国内建立起进口替代型产业。并且,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约束,使微观个体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取初创国以较高的成本获取的发现和发明,并内生化为高技术溢出的“干中学”模型,结合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构建起**陡峭的社会学习和模仿曲线,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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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国经济传统动力下降的客观原因

  1.2.1 外需市场进入长周期萎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杠杆消费模式被打破,全球需求陷入萎缩。同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国家产生产出挤出,进一步加重了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

  首先,长期以来新兴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单向传递链条,存在严重的非闭环缺陷。为维持这一链条,发达国家必须采取加杠杆透支消费的模式,*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美国资本顺差远远小于经常项目逆差,中国等新兴国家双顺差。然后,2007年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这种全球性失衡的自我修正,导致借贷消费模式难以维系,全球需求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自加入WTO以来所形成的以基本工业品为核心的外需拉动动力也逐渐衰竭。*后,自08年以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启动再工业化进程,全球生产分工与产业转移基本进入停顿的阶段,而由于区域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新需求的扩张与新市场的崛起也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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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本系统性上升

  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超级地租,构成了居高不下的成本中枢;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贵,都在不断加重要素成本负担。

  首先,由计划生育人为压低的人口抚养比,在新的人口周期面前遭到惩罚式反弹,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将会断层式下降。而当前开放的二孩政策,不仅在生育意愿下降的情况下效果不佳,而且在短期内会进一步加重人口抚养比负担。其次,水、土壤、空气等污染不断加重,不仅环保没有了进一步放松的空间,而且还会因治污成本回补过去的资源红利。第三,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扭曲了财富分配结构,形成了难以承受且无法内化在需求中的超级地租。第四,而存在所有制歧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更倾向于将资金低成本的借给国有企业,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题,在现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下行周期内仍然无法解决。过去土地、劳动力、资源、资金等低要素成本优势不仅消失,而且存在红利恶化为负债带来的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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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后发优势衰减后发劣势显现

  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基本消失,“低垂的果实”基本摘光,已经无法再继续搭乘新技术周期的便车,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提高自主研发和**能力。

  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模仿,中国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新兴技术前沿,可供低成本学习和模仿的技术和知识已经寥寥无几。社会学习曲线已经老化,在既定的学习和模仿空间内,已经无法再带来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且,由于长期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能力不够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周期,后发优势很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无法再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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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过高的债务和杠杆催生了泡沫

  债务泡沫提高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压缩了扩大再生产空间,降低了资本支出意愿。资产泡沫则扭曲了财富分配结构,降低了货币流动速度和金融运行效率,增大了经济波动风险。

  首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塌缩,迫使中国扩大财政投资以对冲出口下滑。然而,由4万亿投资引发的新一轮投资热潮,在短期内大幅提高GDP增长率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经审计署统计,2014年地方债务已经达到23万亿,工业企业财务成本支出已经超过1.3万亿,2015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57%,在经济下滑、经营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随时面临着“明斯基时刻”的考验。其次,货币超发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及资本市场动荡,扭曲了财富分配结构,并将大量资金锁封锁在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降低了货币流通的活性及投融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可以说,债务和金融泡沫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巨大潜在风险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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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表象

  1.3.1产能需要出清,“僵尸”需要倒下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遭遇到需求端的快速收缩,因高经营杠杆的存在无法及时调整,会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引发产能过剩。据数据统计,我国螺纹钢、水泥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且,带有公共产权刚性约束的国有企业,在面临减少产出、收缩规模、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市场出清行为时,会遭遇较大的政治和社会性阻力。因此,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市场化出清产能是存在边界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产能出清面临较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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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债务需要消减,杠杆需要控制

  产能过剩的金融镜像是债务高企,消除债务和出清产能是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两面。而事实也证明,在PPI不断下降、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来自营收端的现金流逐渐稀薄,维系企业存续的现金流开始靠外部融资,也就继续放大了债务杠杆。除了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在一轮沸沸扬扬的大投资周期后走向顶点,中国政府债务/GDP已经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因此,出清产能和消除债务应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这更加提高了问题的难度。

  1.3.3 成本需要降低,“造血”需要恢复

  从微观机制来说,利润是驱动企业开工和扩大生产的根本动力。然而,高企的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土地成本和管理费用等,在原本就已经下滑的营业收入中继续压缩利润,从而降低了企业扩大生产和资本支出的内生动力。如果成本尤其是非生产费用继续上升,微观主体的活力会进一步下降,入不敷出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很可能引发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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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效率需要提升,模式需要转变

  跟随战略、替代战略的失势,后发优势(模仿和学习)的衰竭,无法再带来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的效率改进,效率提升的外部条件几近消失。而随着人力资本的老化和国内外总需求的萎缩,劳动密集型和产能密集型生产的效率弊端开始显现,无论是劳动的边际产出还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抑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都在遭遇无**增长的惩罚。提升要素的生产效率,构建**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型,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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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求端刺激的失败——凯恩斯小周期难解结构性大危机

  2.1 全球量宽刺激失效(货币泛滥遭遇流动陷阱:泡在水里的资产、信用、债务、产能)

  2.1.1 美国QE欧日宽松:用泡沫拯救泡沫,以债务置换债务

  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到2009年年中的“复苏反假象”,再到2010年下半年**轮货币效应消散后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漫长的沉沦期,至今全球宏观调控指挥者们已经将“量化宽松”这一**工具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天量货币投入市场,但是经济增长依然疲弱,令人振奋的消息更多来自于引发危机的金融市场再**高,曾经触底的资产价格随货币超发得到修复,除了心头隐隐的不安,留给世界的是各国央行虚胖的资产负债表、濒临破产的政府财政。

  美国前后四轮QE以损失美元国际信用为代价支撑了金融市场的复苏、资产价格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修复、低参与率的就业率反弹,却无法实现再工业化的宏图伟业。首先,为应对金融系统的瞬时坍塌的百年危机,美联储以直接购买有毒资产的形式为失去信用的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国家信用为大到不能倒的巨头们背书,以货币超发挽救了金融泡沫破灭的系统风险。其次,通过直接国债支撑财政部实施减免税、消费补贴、加大福利支出等措施,带动房地产、汽车行业的复苏,以国家债务的扩张促进了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后,过去七年间美联储资产负债务达到了危机前的5倍,政府债务上限不断上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8.1万亿,换来了金融市场指数记录的不断刷新、房地产价格重回危机前高位,支撑加息的信心来源于5%的失业率(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支撑失业率复苏的是持续下滑的就业参与率)。金融泡沫的旧疾仍在,财政负债的新痛挥之不去,实体产业的复苏远远走在路上,耶伦的加息之路满是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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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以QE保全了欧盟的完整,通过央行的负债挽救了“欧猪们”的国家破产,面对成员国财政修复的缓慢进程,持续QE的输血向各国造血功能的转换之路遥遥无期。首先,欧洲各国央行通过货币注资、国有化等多种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护送欧洲金融市场走出了泥潭,但金融风险触发了高福利国家的债务问题,将欧盟一体化以来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匹配的根源性问题**暴露,继而引发了更大的动荡。随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永久性基金(规模5000亿欧元)前赴后继投入对希腊等国的救助,但是问题远远比想象中严重。虽然德拉吉掌舵的欧洲央行通过直接货币交易(OMT)、降息、存款负利率等方式刺激经济,使欧元区暂时摆脱了解体的风险,度过了*危险的时刻,但是经济复苏势头一直不牢固,并没有离开悬崖很远。*后,今年年初,通缩风险笼罩下的欧盟宣布实施万亿规模的QE计划,这一计划在上周得到了时间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但是除德国之外的欧盟国家仍被萧条笼罩,福利削减后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随时可能将欧盟拖入新一轮的阴霾。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事儿,但是欧盟症结的根源真不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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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宽松20年只求走出通缩,但数轮QE的数据显示,货币宽松带动了股市的上涨并未引导实体经济走向新增长。与欧美不同的是,在此轮经济危机之前,日本经济已经在对抗衰退的路上走了十年,08年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首先,2008年危机来袭后,日本重启新一轮QE计划(上一轮QE始于2001年3月于2006年初结束)并于2010年末加速,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当政,随后公布量化宽松,并实行前所未有的债务政策来刺激市场发展,以及赤字货币化的政策,日本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同时扩大了股票及房地产基金的购买规模,日经指数创下18年来新高。其次,在超发货币的对冲下,日元进入快速贬值通道,旨在带动出口的复苏,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日本贸易逆差在2014年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调,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也说明日本在白色家电、汽车等出口传统优势行业的竞争力已经大幅下降,单纯依靠货币刺激难以推动出口的持续增长。*后,作为日本QE政策的核心指标CPI走势来看,QE以来日本的通胀率并快速上升,反而由于消费税的上调有所下降,日本高达230%的政府债务主要依靠国内储蓄的支撑,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停滞的工资水平,日本国内支出能力的有效提升显然无法通过单纯的货币超发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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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M国的国际资本魔咒:来时通胀走时崩,资产羊毛商品跌

  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基础货币的规模超发,引发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带动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狂飙,导致中东资源型国家以及EM商品进口国家的输入性通胀;另一方面,美元、欧元与日元长期维持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水平,导致货币大规模向EM国家的流入,引发EM国家金融市场与资产价格的暴涨,进一步推高了国内的通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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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美元指数的持续上涨导致了其他货币的集体贬值和资本流出,形成正反馈,新兴市场首当其冲。有数据显示,从2014年6月开始的13个月里,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出总量达9400亿美元。8月份全球市场动荡,美联储加息预期的热炒使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发酵到达顶峰,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等出现大规模回调,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陷入崩盘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了对冲货币快速流出的影响,新兴国家汇率升值、加息等政策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压力,EM国家的在米德冲突中痛苦挣扎。

  与美元指数强劲走势形成鲜明对比,以原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出现呈现直线下跌的态势,引发资源国过剩产能的崩塌,澳元、巴西里亚尔这类资源货币成为弃儿。

  2.1.3中国“四万亿”的止痛针和后遗症:产能、债务、泡沫、通缩

  09年中央政府“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对冲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在短期内将国内经济重新拉入到较高的增速轨道,同时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产能过剩程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杠杆率迅速攀升,以地产、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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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1年三季度CPI达到顶峰、开始下滑之后,2012年3月PPI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截止到2015年10月,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滑,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已经低于CPI与PPI之差,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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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14年4月以来15次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让经济走出通缩困境,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能出清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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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需求刺激失效的原因(凯恩斯依赖引发经济学危机: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周期性调整)

  2.2.1凯恩斯政策无法解决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

  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政策推出。该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要观点是:(1)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处于下滑周期的根本原因;(2)市场投资收益率极低的前提下,一致性理性预期使得市场主体采取持币行为,引发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3)政府通过举债投资改变市场预期,刺激有效需求扩张,引发充分就业,可以有效实现经济周期的平抑。遗憾的事,凯恩斯一直没有阐明何为“有效需求”。

  从凯恩斯政策的理论基础来看,需求侧是其核心着力点。从实施效果来看,容易在短期内看到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往往会造成债务增加、产能过剩乃至增速下滑的局面。无论是二战之后的美国,还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采用凯恩斯政策刺激市场需求,其经济增速在经历了短期恢复之后,很容易再次进入下滑、甚至是滞胀状态。我们认为,造成上述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政策仅适用于平抑经济增长的短周期波动。

  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多种周期。从时间跨度来看,从短到长,依次有(1)以厂商库存变动为基础、跨度在40个月左右的基钦周期,(2)以设备投资变动为基础、跨度在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3)以建筑业发展为基础、跨度在20年左右的库茨涅兹周期,(4)以统计数据检验为基础、跨度在50-60年之间的德拉基耶周期,(5)以**理论为基础、跨度在48-60年之间的熊彼特周期。

  首先,当经济处于中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调整之时,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即TFP(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而用于平抑短周期经济自然波动的凯恩斯主义就全然失去了自身的效果。TFP的提高,**是其根本来源,同时还涉及到制度改革、生产与消费模式的革新等诸多因素。

  其次,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中国正处于一次全球性的技术、社会和制度三大周期叠加的折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数据表明,上一轮技术**带来的产业分工效率已接近顶点;美国作为全球**中心,在短期内也难以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引爆全球新的产业增长点;运行了将进50年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逐步瓦解,新的机制并未建立,存量博弈下的碎片化区域合作反而成为主流;中国发轫于79年的制度变革红利,在09年已经释放殆尽;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共享成为围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状态,现有制度难以与之形成良性互动。

  *后,中国09年以来面临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困境,是一个长周期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凯恩斯政策看起来显得束手无策。

  2.2.2 结构性问题一:国际分工产能转移的结束与全球化红利终结

  危机后,欧美国家“削减福利、整固财政”及再工业化战略,全球需求收缩、产能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中国各项产能提升已至极限,国内外技术代差的抹平及各项要素成本的上升,国际分工产能转移与全球化红利业已宣告终结。

  首先,在WTO红利、上一轮国际分工及产能转移的背景下,依赖于国内的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及体系化的组织与经济政策引导作用,中国迅速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市场边界、引爆全球化红利。

  其次,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国家生产的全球化体系,在危机后被逐步打破。欧美国家“削减福利、整固财政”和再工业化的政策的趋势,与中国主要产业占全球半数以上份额、产能已达极限的现状,不期而遇。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新兴国家产能的挤出,意味着国际分工产能转移的结束。

  再次,随着国内外技术代差的基本抹平,各项要素成本的逐渐上升,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基本消失,“低垂的果实”基本摘光,支撑中国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全球化红利业已基本终结。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模仿,中国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新兴技术前沿,可供低成本学习和模仿的技术和知识已经寥寥无几。而且,由于长期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能力不够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周期,后发优势很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无法再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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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结构性问题二:后工业化时代的约束与新技术突破的等待

  危机后,由于全球需求见顶乃至收缩,扩大再生产的边际收益趋向于零。随着国内外技术代差的抹平,效率提升已至极限;国内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超级地租,造成成本中枢居高不下等需求、效率、环境、成本约束,业已成为后工业时代发展的新桎梏。

  全球同步性和一致性的信息传播和风险共振——这一被互联网信息技术所引发新变革,正在推动人类组织和生产模式的第四次迭代和系统性技术突破。但,新技术突破需等待时间,科技**放缓与无**增长动力缺失正面临的痛苦周期,需艰难应对。